【文/杰弗里·薩克斯】

唐吉訶德進攻風車，特朗普惡斗貿易逆差，這兩場架打得都很荒謬，但至少唐吉訶德還算沾染了一絲理想主義色彩，特朗普則完全沉浸在暴怒的無知當中。

盡管特朗普承諾對加拿大、墨西哥、歐洲和中國執行強硬貿易政策將大幅削減美國的國際貿易逆差，然而美國的商品和服務貿易逆差已于上周擴大至6210億美元。特朗普堅信是貿易伙伴的不公平行為導致了美國的逆差。因此他發誓要終結這些不公平的做法，并通過談判與這些國家達成更公平的貿易協定。

然而，美國出現貿易逆差并不意味著其他國家的貿易行為不公平，并且特朗普的談判也無法扭轉逆差擴大的趨勢。貿易逆差其實反映的是美國宏觀經濟不平衡，正是特朗普自己的政策——尤其是2017年的減稅——加劇了這種不平衡。任何一個本科生在學了兩周國際宏觀經濟學之后，都完全有能力預測美國的貿易逆差會持續存在甚至進一步擴大。

特朗普的無知，正在導致美國走向深淵。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假設一個人的收入是X，支出是Y。如果我們將這個人的收入視為其“出口”商品和服務，將支出視為其“進口”商品和服務，那么很明顯如果她的收入大于支出，就說明她出口大于進口，存在順差。反之，逆差意味著她花的錢比掙的多。

當統計某個經濟體的收入和支出時，道理是一樣的。常賬戶順/逆差是衡量國際收支的基礎標準，當國民總收入（GNI）超過國內支出時，該經濟體的經常賬戶存在順差，而當國內支出超過國民總收入的時候，經常賬戶出現逆差。經濟學家用“國內吸收”（domestic absorption）這個詞來表示總支出，它等于國內消費和國內投資支出的總和。因此我們可以將經常賬戶看作國民總收入和國內吸收的差額。

值得注意的是，收入超過消費的部分等于國內儲蓄。因此，國民收入減去國內吸收的超額量也可以看作國內儲蓄減去國內投資的超額量。當一個經濟體儲蓄超過投資時，經常賬戶就會出現順差; 當它儲蓄少于投資時，經常賬戶就會出現逆差。

請注意，貿易政策完全沒有在這個等式里出現。經常賬戶逆差純粹是一種衡量宏觀經濟的指標，也就是儲蓄相較投資的差額。在任何意義上，美國與外國之間的逆差都不能作為加拿大、墨西哥、歐盟或中國貿易不公平行為的標志。

特朗普這么認為，那是因為他無知。而他的無知之所以能占據美國公共話語的中心位置，主要是因為特朗普的幕僚（他們惹特朗普生氣就會丟掉飯碗）、共和黨，以及美國企業高管們（他們不敢對特朗普的胡話說半個“不”字）過于怯懦。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的經常賬戶順差轉為長期性逆差，原因主要是里根、小布什和特朗普采取了一系列減稅措施。稅收減少了，政府消費卻沒有相應削減，政府儲蓄便縮水了。在一定程度上，私人儲蓄的增加可以抵消政府儲蓄的減少，比如當企業和家庭認為減稅政策只是是暫時性的。但基本上私人儲蓄增量都不足以抵消政府儲蓄減量。因此，減稅往往會降低國內儲蓄，進而推動經常賬戶出現更大的逆差。

圣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的數據顯示，上世紀70年代美國政府儲蓄平均占國民總收入的-0.1％，而私人儲蓄平均占國民總收入的22.2％。也就是說，國內儲蓄占國民總收入的22.1％。2018年的前三個季度，美國政府儲蓄占國民總收入的-3.1％，私人儲蓄占國民總收入的21.8％，因此國內儲蓄占國民總收入的18.7％。相應的，美國經常賬戶從上世紀70年代占國民總收入0.2％的小額順差發展到2018年前三個季度占國民總收入2.4％的逆差。

由于2017年美國的減稅政策，政府儲蓄減量可能在國民總收入的1%左右。出于對未來增稅的預期，私人儲蓄增量可能達到它的一半，再考慮到商業投資略有增加，房地產投資下降，對總體影響比較小。因此，最終結果可能是經常賬戶逆差出現約為國民總收入0.5％的增長。

所以，特朗普標志性的稅收政策是導致美國國際收支進一步失衡的主因。同樣，貿易政策基本與此結果無關。

但貿易政策顯然關系到全球經濟，而且關系相當密切。當特朗普追逐他虛妄的想法時，世界經濟變得越來越不穩定，美國與全球大多數國家的關系也明顯惡化。在世界大多數地方，人們對特朗普報以輕蔑的態度，對美國領導地位的尊重也大不如前。

當然，特朗普的貿易政策不光是為了改善美國的收支平衡狀況，也是他為了遏制中國、削弱歐洲而進行的錯誤嘗試。該目標反映的是一種新保守主義世界觀，把國家安全看作民族國家之間零和斗爭的結果。只要美國的競爭對手在經濟上取得成功，就被認為對美國在世界上的首要地位乃至國家安全構成了威脅。

這些觀點反映出美國好戰偏執的一面，它向來是美國政治的一大特征。特朗普和教唆他的人們對此網開一面，可能給世界帶來無窮無盡的國際沖突。從這個角度來看，特朗普錯誤發動貿易摩擦在預料之中，同樣可預測的是，靠貿易摩擦解決宏觀經濟失衡問題注定會輸得很難看。

（觀察者網楊晗軼譯自《世界報業辛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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