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凱倫·亞爾希-米洛，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一個國家會因為出了名的軟弱而遭到攻擊嗎？許多西方分析人士認為，俄羅斯總統普京是在推斷美國及其他北約國家領導人缺乏出兵決心后，才于2022年在烏克蘭發動特別軍事行動。針對俄羅斯2014年并入克里米亞，2018年涉嫌“在英國毒殺一名叛逃間諜”，西方國家僅僅施加了毫無殺傷力的制裁。接下來是美國2021年從阿富汗倉皇混亂地撤軍，似乎進一步暴露出華盛頓的缺乏決心。

在俄羅斯發動特別軍事行動的當天，美國總統拜登宣稱，俄軍的進攻是為“測試西方的決心”。如今許多人同意，為了向俄羅斯證明自己的堅定決心，美國需要付出巨大代價——向烏克蘭提供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并冒著核戰爭風險的升級。

但華盛頓表演舞臺下的觀眾遠不止普京一人。在世界各地，美國的信譽似乎正不斷遭受質疑，美國的對手正在挑戰其霸權，盟友則擔憂華盛頓是否會伸出援手。特朗普有可能再度當選總統并奉行更加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只會進一步增加盟友的焦慮。

在中東，自從哈馬斯去年10月發動“恐怖襲擊”后，面對美國要求保持克制的請求，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反復地表示不屑一顧，而伊朗的代理人勢力正肆無忌憚地襲擊美國目標。

在全球南方，美國艱難地試圖說服各國在一場所謂“民主對抗專制”的斗爭中站在自己一邊。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今年2月份接受《外交事務》雜志采訪時感嘆道：“似乎已經沒有人會害怕我們（美國）?！?

美國前國防部長蓋茨去年9月在“外交事務”網站撰文，形容美國是一個“失能的超級大國”

許多分析人士指出，這些事態的發展是美國的過錯——美國實力與決心在世界上的信譽曾經堅如磐石，如今已碎了一地。能否恢復這一信譽取決于美國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以色列和烏克蘭等合作伙伴。這種說法認為，世界各國正在密切關注美國的表現，如果它優柔寡斷，其對手就會有恃無恐，其盟友將被拋棄。

長期以來，各國領導人都高度關注一個國家的信譽（即在國際社會面前言出必行的可能性）問題，尤其是當他們威脅動用軍事力量時。為了捍衛關于動用武力的信譽，華盛頓不惜參與或發動在朝鮮、越南與伊拉克的戰爭。然而，在“國家信譽很重要”這一共識的背后隱藏著諸多不確定性：如國家信譽是如何建立的，它在多大程度上推動著國家間關系，以及如何在避免沖突升級或引發不必要戰爭的前提下維護與重建國家信譽？

過去十年來，國際關系學界掀起了新一輪研究國家信譽的熱潮，尤其是針對“關于動武決心的信譽是如何建立的”這一主題，提出了新的見解。在其它條件相同的前提下，維持一個“有決心動武”的國家信譽對于威懾對手與安撫盟友同樣重要。

但這也表明，領導人對本國信譽的影響遠不如他們所期望的那樣大。畢竟，一個國家的信譽取決于旁觀者的看法，取決于對一國對手復雜心理的盤算。信譽是關于信念的信念，幾乎無法被人為操控，其影響應該引起美國決策者的重視：“美國重建國家信譽的努力代價高昂，容易遭到誤讀，甚至會適得其反?！?

對決

當法西斯主義的意大利、納粹德國在1938年同法國、英國達成《慕尼黑協定》后，“信譽”（credibility）一詞進入了國際關系的詞典。它指的是那些對希特勒表現出綏靖傾向的領導人所缺乏的東西?！皼Q心”——指一個國家在危機中堅持捍衛本國主張的意愿——只能算是“信譽”的一個組成部分；物質實力與對國家利益的認知也至關重要。

然而，隨著冷戰的到來，維持一個“有決心動武”的信譽越來越占據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等理論家主張，考慮到美國當時為保衛遙遠盟國新作出的承諾，美蘇兩大對峙陣營開展的全球斗爭以及核沖突等攸關存亡的風險，維持信譽是威懾與戰勝蘇聯的關鍵元素之一。謝林在1966年寫道：“面子是少數幾個值得（大國）相互爭奪的東西之一?！?

謝林開創性的理論工作塑造了冷戰時期多位美國總統的理性主義思維。他強調，一個國家對任何一場危機的回應都與未來的潛在危機存在關聯，哪怕這些危機的類型完全不同，因為對手會假設該國的行為具有連貫性。這一假設表明，大國間的相互威懾取決于向對手發出清晰無誤的信號，并維持先前做出的承諾。

在冷戰時期，這樣的假設推動了美國執行遏制戰略，將注意力集中在印度支那半島等邊緣地帶。雖然美國在越南幾乎沒有什么直接利益，但時任總統肯尼迪與林登·約翰遜依然認為，美國動武的決心在越南面臨考驗，于是他們不斷被卷入在南越抵抗共產主義力量的戰事中。

肯尼迪（右）與約翰遜（左）的總統任期內，美國大幅升級了對越南的軍事介入

冷戰結束后，第二波學者開始質疑，有關一國動武決心的信譽是否根本不重要。達里爾·普雷斯（Daryl Press）認為，既然大多數國際關系的困境都被納入了新的考量因素與獨特的利害關系計算，在預測一個國家未來的行為時，分析“當前的利益與能力”要比研究其過往行為更重要。喬納森·梅瑟（Jonathan Mercer）認為，關于國家決心的信譽很難建立，且本質上具有主觀性：各國領導人更傾向于相信其對手是意志堅定的，而盟友是意志薄弱的。

冷戰后的這一派學者認為，由于一國對其它國家信譽的判斷是主觀的，信譽似乎也不太能預測當下的國家行為，因此并不值得努力去維護。當美國陷入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漫長戰事后，這一派觀點對美國決策者的影響越來越大：一些人開始質疑，美國政府拖延這兩場戰爭，是否主要是為了維護其國家信譽——以及華盛頓是否真的能從維護動武決心的信譽中獲得任何好處。

2013年，西方指控巴沙爾·阿薩德政權使用化學武器，越過了美國政府設置的紅線。2016年，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為自己沒有做出攻擊敘利亞的決定辯護：“最糟糕的動武理由就是向某人投擲炸彈，只為證明你愿意下決心向某人投擲炸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