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斯蒂格利茨 布魯斯·格林伍爾德】

從人均生產值數據最初可考的羅馬時代開始，到1800 年前后，人類的生活水平一直裹足不前，幾乎算不上有什么提高（麥迪遜：2001）。

人們把絕大部分錢都花費在食物上，而食物消費又集中于大米、小麥和其他谷物等主食上。住房條件極其有限，往往一大家人蝸居在農舍里，彼此沒有隱私，除了抵御寒冬的基本取暖設施以外，沒有任何溫控設施。

服裝只考慮實用性，僅僅是基礎內衣搭配隨季節性更換的外衣而已。醫療體系幾乎不存在。出行則極其少見，以小范圍的本地交通為主，既麻煩又不舒服。

休閑娛樂則全靠自己，簡單又乏味。只有少數貴族才享有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生活水準：豐盛而新鮮的食物，甚至還有肉吃；寬敞又溫暖的房子；衣柜里塞滿適用不同場合的服飾；較好的基礎個人醫療保障；旅行和豐富的娛樂活動。

斯蒂格利茨和布魯斯·格林伍爾德

從19 世紀初到19 世紀中后期，從前只有貴族才能享有的優越生活方式開始加速席卷歐洲、北美和澳大利亞，我們可以從同時代的文獻中看到這個改變對社會產生的巨大沖擊，甚至連《共產黨宣言》也可以被認為是從另一個層面贊美新的經濟發展勢頭。只不過，這一勢頭還沒有惠及廣大人民。

到了20 世紀，從前所謂的精英生活水準已經變成了歐洲、北美、澳大利亞和亞洲許多國家大眾生活的標配，這一現代化進程一直綿延至今，包括許多亞洲國家。

這個巨大的改變也可以從另外一種視角來解讀：19 世紀前，絕大多數人都把他們的時間和精力耗費在食物、房子、衣服這些最基礎的生活必需品上；而今天，在大多數發達國家和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人們每周只要工作幾個小時，就能達到以前的最低生活標準，每個人都有了選擇如何使用“額外”時間的權利：可以工作，可以賺更多的錢來滿足更多的消費需求（更高質量的“生活必需品”或奢侈品），或者，還可以把時間用來享受閑暇的時光。[1]

究竟是什么為我們帶來了如此巨大的社會變革呢？是資本的積累還是科技的發展？

巨大的社會變革哪里來，科技發展、資本存量的提高？

雖然經濟學家們，比如熊彼特（1943 ）確認了變革的主要動力來自科技發展，但直到1957 年，羅伯特?索洛才提出了量化資本積累和科技發展相對重要的模型。資本存量的提高最多能帶來1/3 的人均產量提高，其余的增長則主要來自各種各樣的科技發展和技術革新。[2]

羅伯特?索洛（左）和熊彼特（右）

后續文獻質疑了這個數量分析可能并沒有其設想得那么穩健，一部分原因是關鍵的投入變量（資本、人力資本）比起初意識到的更難度量，問題也更多；還有一部分原因是模型中設定了總體生產函數規模的回報率和完全競爭下的回報率都是一個固定值，這個設定有待商榷。[3]

變量間的互相影響也使得分析經濟增長原因的工作變得十分困難，比如新機器（新投資）會被用來實施新技術[4]，兩個變量之間本身就具有糾纏的因果關系。

誠然，生產力的大幅提高、技術的進步以及“學習把事情做得更好”都在提升生產力方面發揮了很關鍵的作用。我們認為，這些才是最重要的原因。[5]

不僅學習（創新）的進程是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決定因素，而且幾乎可以部分肯定的是，這個進程本身就是內生的。

科技進步的速度隨時間和國家不同而呈現不同的態勢，也許我們不能解釋在其中起作用的所有變量，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政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學習不但受到經濟環境、社會環境和經濟結構的影響，也受到政府和私人對研究和教育投資的影響。

行業之間、企業之間，甚至企業內部各部門之間的生產率提高存在高度的相關性，這意味著，可能有一些因素（環境因素、公共投資），對整個社會存在系統性的影響，或者每個學習者/ 創新者之間都存在著溢出效應。

創建學習型的社會 對發展中國家尤其重要

然而，國家和企業之間巨大而持續的差異（從微觀經濟層面來說，最好的、平均水平的和最差水平間的巨大差異）卻表明，知識并不會在國家和企業間平滑流轉。

以上這些都凸顯了：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制定能夠促進學習和學習溢出效應的經濟策略和經濟結構。創建一個學習型的社會，才能夠在更高層面上提高整體社會的生活水平，而不僅僅是短暫地一次性提高經濟效率，或者靠犧牲今天的消費來提升資本率。[6]

這一點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尤為重要。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人均國民收入水平差異主要來自知識水平的差異。制定將經濟和社會轉型為“學習型”的政策，將有助于發展中國家縮小這一知識水平差異，并帶來顯著的收入提升[7]。發展，意味著學習如何去學習（斯蒂格利茨：1987c）。

為簡單起見，索洛在關于經濟增長的開創性文獻（索洛：1956 ）的模型中，將科技發展率設定為固定和外生的變量，并獨立于企業決策而存在。

這篇文章并未能解釋提高生活水平最重要的原因，因而也并未能解釋該如何制定經濟政策以提高生活水平。1957年，索洛跟進了一篇文章，指出他1956 年的文章里主要關注的資本積累相對而言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因素反倒是1956年文章里被簡單設定為給定的技術進步率。

毫無意外，在索洛的開創性工作之后，從20世紀60年代一直延續到80年代[8]，涌現了一大批試圖“內生化”科技發展的論文。[9]

其中，最優秀的文章都試圖把對宏觀問題的研究建立在微觀層面上分析。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很多從微觀經濟層面研究科技發展的文章了[10] ，但是很多這類文章的研究成果都沒有被納入宏觀經濟增長模型中。

與微觀經濟模型不同的是，宏觀經濟增長模型通常過分簡化，完全不考慮不同行業間創新速度的差異、科技發展的多種不同形式，以及科技發展形式與替代政策之間的關系。

為了解決內生增長帶來的復雜性，以及推導長期穩定增長的挑戰性，許多文章都采取了非常特別的參數化方法。有些文章發現，當創新是內生變量時，市場不太有可能是完全競爭的狀態，但是市場結構與創新的相互作用關系并非討論的核心點。

熊彼特設想過的那種競爭狀態是真實存在的嗎？有些文章的假設幾乎已經預見到了結論：如果我們假設交易能夠促進學習（比直接促進相應的國內生產更為有效），那么貿易壁壘就會對經濟發展產生負作用。但是我們證明了，關于創新過程的備擇假設（我們認為更可信）表明，一定程度的貿易限制是必要的。

向“學習型社會”轉型對人類福祉的影響巨大

如果現代經濟的成就來自創新和學習的這個觀點是正確的，那么理解學習和創新過程，以及了解政策會如何影響這個進程將會成為經濟分析的核心。[11]

我們可以認為，一個經濟體的“創新系統”從廣義上來說，自基礎研究（通常由政府資助，偶爾也會由政府支持的壟斷巨頭資助，如貝爾實驗室，并且由研究型大學和政府背景的科研機構生產）到應用研究，有時候是在基礎理論上有所發展，其他時候則是改進和發展了“現有的技術”。